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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银行家》5月封面故事“中国最适宜收购的银行”

外资银行的进入真能改写中国银行业的游戏规则吗?中国的银行受到全球的聚焦

------英国《银行家》5月份封面报道, (原标题《中国最适宜收购的银行》)

《银行家》(The Banker) 根据中国各银行的财务健全状况,为国际银行家们提供最好的银行简介和比较,以帮助他们决策如何投资中国的银行。

一.民生银行是最早的私营银行,全国银行排行榜第9位,2000年上市,在全国有17个主要支行,总资产4454亿人民币,并似乎成为外资的众矢之的。最大股东是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,占6。98%。去年不良贷款比例(NPL)为1。31%。民生面临行业通存的管理弊端。民生承认去年某些官员为图方便伪造了一个股东会议。因此银行增设了三个独立的主任来监管诸如管理层薪金等问题。世行主要投资机构国际金融公司(IFC)去年参股1。08%。一月份新加坡亚洲金融控股4。55%。行长董文标为原建行(全国第2大银行)郑州支行经理。董事长经叔平为原政协副主席。

二.华夏银行是五家上市银行中最小的一个,在全国有22家支行,排名第12。汇丰、恒生、渣打据说都在考虑华夏。华夏表示已开始和外资商洽。去年NPL为3。67%,前9个月净利润比前年同期增长19。7%。良好资本比例(CAR)为10。32%。华夏最大的弱点在于其最大股东首钢占14。3%。前年对首钢贷款超过国家指导比例10%。西方分析家认为如果钢铁行业面临危机,华夏将面临什么后果?像其他银行一样,华夏努力确保支行能在风险控制上和总部保持一致。据《财经》报道,华夏广州支行前年陷入了高风险经营,支行NPL达到16。64%。地方官员被限制将大笔贷款分割成小量贷款来扭转局面。行长吴建为原工商行(全国第三大银行)北京支行官员,交行(全国第五大银行)北京支行副经理。董事长刘海燕为原北京市副市长,政协委员。

三.南京商业银行(全国排行第22)有IFC投资15%。过去4年里IFC成功帮助南行改善信用及风险政策,引进国际现代化的管理模式。去年NPL为3。32%。CAR为9。59%。南行成立于1996年,有58家支行。总资产295。8亿人民币。股东包括市、区政府,9个国营企业,5个大型私企和超过800家中小企,包括6000个人股东,其中1200人为雇员。据世行资料,其贷款90%发放给快速增长的中小企。行长章宁为原央行南京支行官员。

四.苏州商业银行发言人承认有8家外资银行包括摩根史坦利和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都表示有兴趣投资,但苏行不准备在可预计的未来接纳外资,因为现有股东足以消化每次发行的新股。去年的财务数据尚未公布。前年NPL为2。3%,税前利润增加61。4%为5163万人民币。苏行成立于1997年,有28家支行。总资产为101。5亿人民币。行长顾心铭原央行苏州支行副行长负责贷款计划。

五.温州商业银行(全国排行第36位)成立于1998年。去年NPL为5。55%。CAR为8%以上。总资产148。8亿人民币。8个私企占大多数的股份,市政府占8。6%。该行有60个支行,计划3年内到2007年上市。

六.杭州商业银行(全国排名第20位)据媒体透露有澳大利亚联邦银行(CBA)同意参股19。9%。过去2年内市政府股份从60。9%降到31。8%,私企占45%,剩下的属管理层。前年NPL为2%,CAR为8。13%。总资产397亿人民币。业务范围有望扩展到宁波和义乌。行长吴太普,原建行杭州支行经理告诉媒体该银行近年内目标是成为上市银行。

七.宁波商业银行(全国排名第18位)是所有城市商业银行中平衡表最健全的银行,但目前尚无外商与之洽谈。去年CAR为10。81%。 20%股份归管理层和雇员,55%属私营企业,15%属市政府。资产总值343亿人民币。NPL为1。1%。对外商的态度是积极欢迎。该银行成立于1997年,有65个分行。

如上所列,分析家认为约有30家城市银行有良好的资产负债表值得外商考虑。城市银行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不能提供全面可靠的财务报表。因此外商更愿意选择天津、广州、大连、厦门、重庆和长沙。这些银行均已和外商有初步接洽。由于政策原因,城市银行与地方政府的股权关系会逐渐淡化,对结束国营企业资助以及大型建筑项目贷款这两项主要NPL因素起到关键作用。
重庆商业银行NPL和CAR尚未公布。政府媒体报道摩根史坦利、花旗和荷兰银行ABN AMRO都已表示兴趣,但银行方面拒绝评论此事。大连商业银行副行长透露,银行已与20家外商初步接洽,并计划2006年香港上市。这取决于CAR能否达到8%。长沙商业银行据报道已与IFC洽谈,但仍需调整NPL和CAR。天津商业银行前年NPL为14。67%。

外资允许在中国的银行总参股25%。一家外资允许占20%。交行、上海浦东发展、深发、工业银行、上海银行、北京银行、西安商业银行、济南商业银行、杭州商业银行均有外商投资。
外资进入中国必定会对投资对象作一次彻底的调查。即使如此,这种投资仍然仿佛下一场赌注,以赢得难以进入的中国银行市场的份额,同时赢得北京银行业官员的亲睐。随着中国银行市场对外开放,中国官员也意识到为了生存,引进国外银行专业管理和专业技术的重要性。但外资银行的进入真能改写中国银行业的游戏规则吗?能否改变现行的银行人事制度,建立银行激励机制?能否改善现行的政策性贷款?能否建立更加完善的监察机制和银行透明度?人们只能拭目以待。对投资者来说, 这些银行的未来前景取决于银行管理和宏观制度的变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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